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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「回去要記得寫心得!」

  平常聽音樂會,無論是多喜歡的曲目,也常隨著柔和緩慢的旋律,神智逐漸模糊,再被突如其來的震撼嚇醒(例如<皇帝>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快結束的時候)。因此,很少有音樂會能讓我把每個音符都聽進去。

  但在接連幾天不正常的作息之後,卻還是意外地從頭到尾十分專注地看了一場戲。

  聽音樂是一種被動的接受,因為你感受到的強弱、速度皆受制於人;文學相對地,較大部分由讀者主動詮釋,閱讀和思考的速度和深度都是屬於個人的(我不完全接受「作者已死」,但總地來講還是偏向這種說法)。今天看戲時,我發現我會被要求非常專注-有被動地接受音樂、台詞、音效、動作和佈景,也有主動地在腦中詮釋文學性的一部份。此時,我發現了戲劇的魅力所在。

  在讀《西方正典》時心中有個很大的疑惑:這個憤世嫉俗的老頭怎麼可以把莎士比亞說得這麼了不起?我可以理解但丁、哥德和托爾斯泰的偉大之處,但莎士比亞好像總是帶著一層迷霧。直到今天,我才想起這句話:劇本不能光是讀,還要演出來看。如果只是拿在手上讀,我可以為實際上比較不喜歡的《包法利夫人》落淚,卻對《李爾王》無動於衷。但當它是立體的時候,結果就不會是這樣了。

  相較於《哈姆雷特》、《奧賽羅》和《馬克白》,我對《李爾王》印象非常不深刻。也許是相較於前三者的疏離感,後者太多關乎切身經驗的部份了(畢竟仇恨、嫉妒和貪婪在我身邊出現得並沒有愚昧如此頻繁)。何況,當你有個剛愎自用的家人時,你就更了解他們究竟在演什麼了。說到「人生如戲」,曾經有個朋友這麼對我說:「我覺得你很像電影裡會出現的角色。」實際上我也在小說或戲劇中找到很多比現實生活中認識的人,還更像我的角色。嚴格地說起來,就是集合某些特質後具現化的結果,而且要十分強烈:正直、體貼、不擅於賣弄言詞。這,正是柯黛莉亞。

  「看過以日語、俄語、西班牙語、馬來語或義大利語演出的學生和朋友向我描述莎士比亞,觀眾都覺得莎士比亞在舞台上所呈現的就是他們自己。但丁是詩人的詩人,莎士比亞則是人民的詩人;兩人皆具普遍性,雖然但丁並不適合村野俗夫。我還沒發現有任何的文化批評或唯物辯證,能夠詮釋莎士比亞不分階級的或但丁菁英式的普遍特性。」

  如同普羅米修斯不停被禿鷹啄食,還有薛西弗斯重覆將石頭推上山,親眼目睹一個人日復一日地被酒精折磨,其實和但丁的《地獄》沒什麼兩樣。但像卜倫(Harold Bloom)所說的,他帶有某種菁英式的特性,使得《神曲》中即使有什麼可以讓人產生共鳴的部分,也不容易被發覺。對於文學沒有足夠感受能力的人,《神曲》無疑是相當乏味的-就像是<郭德堡變奏曲>有股使人睏倦的魔力一樣。因此在莎士比亞的劇中找到自己,可以說是我和世界接軌的一種方式:

  「蕭伯納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,在面對莎士比亞時都免不了要產生一種矛盾混雜的體悟,感覺到殊異性與熟悉感同時迎面襲來。」

  落難後的李爾心情無異於旅人但丁在地獄裡看到的每個人,也像患病的約伯所說的:「願我出生的那日受到詛咒!」。但李爾缺乏約伯那種「盡人事,聽天命」的價值觀,只有在自己沒辦法駕馭自己的行為時,屈服於命運。卜倫將文學分為幾個時期,其中起自但丁,終於哥德的這段時間稱為「貴族制時期」;渥茲華斯至托爾斯泰為「民主制時期」,也就是隨著法國大革命而來的浪漫主義。有趣的是,從李爾到柯黛莉亞之間經歷的,正是這種轉變-在專制的父權之下抵抗(父親定義出來的)社會共識。李爾屈於自己意氣用事所建立出來的專制,但柯黛莉亞就像是開啟浪漫時期的貝多芬,無懼於前來敲門的命運。同樣結束生命的兩人,一個代表時代的終止,一個則開啟了新的時代。

  柯黛莉亞還有個吸引我之處,在於十分可愛的有勇無謀。救父親的柯黛莉亞也好,幫助情人脫離險境的托斯卡也好,我在她們當中看到了某些願望的投射:如此不甚誇張的義無反顧,一種彷彿可以觸及的極端。這使得殊異和熟悉感同時向我襲來,也讓她在舞台上的時間雖然稱不上長,卻是最引我注目的一個角色。

  相對於有耳聽不清事實的李爾,有眼卻無法明辨是非的葛羅斯特,其遭遇好像在失明後在海上漂泊的伊底帕斯。但在所有死去的人當中,葛羅斯特可說是最幸福的一個。《悲慘世界》裡年老力衰死在柯賽特懷裡的尚萬強也好,《戰爭與和平》中負傷後死在娜塔莎懷裡的安德烈公爵也好,他們即使讓我流淚,也是出自於對人情溫暖的感動,並未摻雜一點的哀傷。因此,葛羅斯特是唯一一個死去卻未讓我感到不幸的角色。

  然而,葛羅斯特家發生的事,在《名叫李爾》當中讓我有點抓不到頭緒。一方面是同樣的演員做了角色替換;另一方面,我對後半段的劇本原來就比較不熟。也因此,卜倫很重視的艾德蒙儘管身為一個不擇手段的虛無主義者,卻沒被我這個道德感重的人給唾棄。當然在劇中感受到的對比─宿命論者與虛無主義者、狂熱與冷靜、失去和搶奪─也的確沒有很強烈。但李爾所表現出來的激情,卻不會因為少了對比,而有所減損-直到隔天,痛苦的叫喊以及那句「她的羽毛還在動;她沒有死!」都還在我心中迴響(我忘了劇中的台詞了,這是原著的台詞,但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)。

  《並行與弔詭》裡,巴倫波因和薩依德對於「道地」的談論十分發人省思。他們提到「道地」關係的不只是過去,也是現在。道地不是「忠實地重製文本」,而且這也是做不到的(除非你回到十八世紀演奏莫札特的音樂)。以前對文本執著的我,或許會對《名叫李爾》出現的中式茶杯、扇子和古琴配樂甚感驚訝-當然,那時我可能只對《李爾王》有興趣,對於取材改編的作品不屑一顧。但在我讀完巴倫波因對「道地的詮釋」的看法時,對於不同的發聲方式也愈來愈能接受了。所以我可以在喜歡以大鍵琴演奏的<郭德堡變奏曲>的同時,也會喜歡賈克‧路熙耶爵士三重奏(Jacques Loussier Trio)的版本。我甚至相信以這樣的方式呈現,讓人們可以較輕易地消化《李爾王》裡的某些價值是好的。有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說過:「在巴哈、海頓、貝多芬的那個時代,音樂是屬於貴族的,平民沒有機會聽到他們的聲音,也聽不懂。如今我們人人都有機會聽到,也更能理解他們的音樂,這表示我們一般人所受的教育已經和古時候的貴族相當了。」雖然對於藝術,我們有了更多能力去掌握。但在價值觀分崩離析的現代,人們多半隨處抓取載浮載沉的漂流木,甚至心靈早已溺斃而不自知:

  「如今我們每一個人不時都在和自己說話,竊聞自己所說的,然後加以思量,並就我們所學到的發為行動。與其說這是心靈與自己的對話,甚至是精神之中內部交戰的反映,還不如說它是生命對文學之必然趨向的回應。在指導我們怎麼和別人說話的舊功課之外,想像文學自孚斯塔夫以降,藉莎士比亞之力增加了一門詩的課程;如今它已成為主課,即使它添加了一些憂鬱的況味:怎麼和自己說話。」

  感謝一位因為她而去看戲,並重拾這項功課而寫了心得的朋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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